中國的管理學思想源遠流長。公元前五世紀前後,先秦諸子的學說着眼于解決如何治國平天下的問題,呈現出了“國家管理學”百家争鳴的局面,《孫子兵法》因探索戰略的一般規律被認為是最早的戰略管理學著作。20世紀初,管理學作為一門科學逐步興起并迅速發展,我國開始向西方學習管理學。新中國成立後,我國一方面學習和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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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學知識,另一方面我國企業也探索出許多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經驗和模式。但中國現代管理學的建立和發展是以中國改革開放、高速工業化進程為背景的。尤其20世紀90年代以來,随着我國市場化、工業化、國際化和信息化進程的加快,無論是管理創新實踐,還是以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管理活動規律為己任的管理學術研究,以及以培養管理人才為目标的管理學教育,都取得了很大發展。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管理學呈現出計劃經濟條件下生産導向型管理的基本特征,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學從無到有逐步建立,我國管理學整體處在“探索奠基”階段
20世紀50年代,我國企業管理主要以學習借鑒前蘇聯模式為主,在全國範圍内系統引進了蘇聯的整套企業管理制度和方法,強調集中統一領導,推行蘇聯的“一長制”模式和“馬鋼憲法”,在計劃管理、技術管理、經濟核算制等方面奠定了生産導向型管理的基礎。解放初期,我國企業十分注重總結工人日常生産工作經驗和班組管理實踐,總結推廣了馬恒昌小組(1949年)、郝建秀工作法(1951年)等若幹先進生産管理經驗。這一時期,我國理論工作者對管理學的貢獻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在管理科學與工程學方面推進了運籌學的研究與實踐運用。1956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了運籌學研究小組,許國志、劉源張編著了中國最早的《運籌學》,華羅庚編著了《統籌法》,向全國推廣數量管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和經濟效益。二是在企業經濟學方面,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出現了孫冶方、顧準、卓炯等大膽探索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少數理論先驅,他們強調價值規律的作用,為企業内部進行經濟核算提供了理論基礎。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開始,為克服照抄照搬前蘇聯管理方法的缺點,針對管理學存在的問題,結合國情,我國開始探索與建立社會主義企業管理模式,“鞍鋼憲法”及《工業七十條》就是有代表性的體現。1961年由馬洪主持、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和有關大專院校的同志編寫了60萬字的《中國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由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内部出版發行,該書是中國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學的奠基之作。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也編寫了許多企業管理教材。這表明,經過探索,我國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學的學科開始形成。另外,在此時期,大慶創造了“三老四嚴”經驗,具有很大影響,體現了科學管理和精細管理的要求。
“文革”期間,中國的經濟和管理處于嚴重混亂狀态,管理的重要性被否定,财經院校的管理學高等教育被迫取消。“文革”結束後兩年裡,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上的混亂還很嚴重,中國管理學的發展仍處于停滞階段。進入1978年,各項工作逐步恢複,企業管理和管理學的發展也逐步得到重視。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審議通過的《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為中國管理學的發展破除了堅冰,該綱要将“技術經濟和生産管理現代化的理論和方法的研究”列為第107項,新中國第一次在操作層面正式提出要推進管理學研究工作。
從1979到1992年,我國企業管理模式開始從計劃經濟下的生産型轉向市場經濟下的生産經營型,學習國外管理學知識的重點從前蘇聯轉向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管理學在學科建設、學術研究、教育培訓等方面都有很大發展,我國管理學進入全面“恢複轉型”階段
這一階段管理學的發展始于對國外管理學知識的引進吸收。機械工業部1978年舉辦了第一個“質量月”活動,将全面質量管理(TQM)從美國、日本引入中國;1979年中美兩國政府簽署了培訓中國企業管理人才的中美合作協定書,“中國工業科技管理大連培訓中心”成為改革開放後首個引進國外現代管理教育的辦學機構,培養了一大批企業管理實踐和研究人才;20世紀80年代初,由馬洪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外經濟管理名著叢書》包括37本管理學名著,成為最早系統介紹國外管理思潮的系列著作,影響了一大批管理學者;1983年,袁寶華提出我國企業管理理論發展的16字方針:“以我為主,博采衆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和管理模式指明了方向。
這個時期一批管理學研究機構、期刊陸續湧現,一些重要文獻對管理學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1978年11月中國管理現代化研究會成立;1979年3月中國企業管理協會在北京成立;1980年中國管理科學研究會、中國數學會運籌學會、中國系統工程學會相繼成立;1981年中國工業企業管理教育研究會成立(現為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1979年1月由中國社科院主管的我國第一本管理學學術刊物《經濟管理》創刊;1979年蔣一葦《企業本位論》發表,為面向市場經濟的中國企業和中國企業管理學奠定了基礎;1985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管、主辦的《管理世界》創刊。
這個時期也是中國管理學教育全面恢複和發展時期,在這一階段管理學教育從“恢複元氣”走向“生機勃勃”。1979年3月,國家經委舉辦企業管理培訓幹部研究班,這是新中國企業管理培訓史上首次以國家層次命名的企業管理培訓班,标志着企業管理培訓的開始;1979年開始,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相繼恢複管理學教育,開始了管理學專業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人民大學陸續出版了《中國工業企業管理學》系列教材,開始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管理學;1984年4月以後,教育部陸續批準清華大學、武漢大學等成立或恢複(經濟)管理學院;1986年2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成立,并設置管理科學組;1990年,MBA教育獲得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我國九所大學開始試辦MBA;1992年11月,中國技術監督局頒布國家标準的《學科分類與代碼》(GB/T1374592),管理學被列為一級學科。
與管理學研究和管理學教育發展相适應,這個時期企業也在不斷嘗試管理創新實踐,尤其是應用現代化管理方法。1984年初,國家經委推廣18種在實踐中應用效果較好、具有普遍推廣價值的現代化管理方法,又稱為現代化管理“18法”,并确定了20家企業為全國第一批管理現代化試點企業,這對提高我國企業管理現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進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時期,這也開啟了中國管理學“完善提高”發展的新階段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企業呼喚管理學對改善生産經營、提升競争力提供指導;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要求管理學積極總結改革經驗教訓、探讨改革難題、研究改革方向;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政府管理做出相應調整,行政體制改革需要公共管理學的深入探索;中國日益融入全球發展浪潮,管理實踐者和研究者能夠接觸到更多國外先進管理實踐和管理學研究前沿,提升了中國管理學的水平,也推動其在學習、吸收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不斷創新;文化教育事業的繁榮為管理學教育的發展、管理人才的培養和管理知識的傳播做出了積極貢獻。總體上這是一個管理學學科體系不斷完善、研究水平不斷提高的階段。
在管理學學科建設方面,1997年管理學科被升格為一個大的門類;1999年,公共管理專業碩士學位(MPA)被批準設立;2000年9月,中國工程院正式成立了由32位首批院士組成的工程管理學部,誕生了我國首批工程管理院士;2002年8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30所高等院校開展EMBA教育;2003年,管理科學與工程領域的新學位——項目管理工程碩士學位(MPM)設立。
在管理學研究方面,我國學者開始追蹤國外管理學研究前沿,國際管理學權威期刊逐漸為國内學者所熟悉,随着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追蹤最新研究動态的時滞性問題在技術上得以解決;大批中國管理學研究者前往國外著名大學交流、深造,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會,一些國内組織開始組織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國管理學研究的規範性得以增強,實證研究方法受到重視,越來越多的管理學研究成果發表于國外頂級學術期刊。
這一時期的中國管理學發展仍表現了中國特色。這不僅表現在管理學研究上不斷創新,注重研究中國企業管理的特殊問題,還表現在管理實踐創新方面,我國企業結合自己的情況,已創新了很多好的管理實踐經驗。自1990年開始的第一屆,到2008年的第十五屆,我國國家級企業管理現代化創新成果項目總數達到1200多項,其中海爾集團公司的《以“市場鍊”為紐帶的業務流程再造》、邯鄲鋼鐵有限責任公司的《模拟市場、成本否決為核心的集約經營》等創新成果都有很大的影響。
新中國60年來,管理學經過“探索奠基”、“恢複轉型”、“完善提高”三個階段,不斷發展壯大和成熟,但要認識到,我國的管理學還需要進一步推進自主創新、全面發展
新中國走過了60年的輝煌之路,中國管理學也在此過程中逐步成熟、壯大。中國管理學的發展成就的确值得驕傲,但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管理學發展還存在很多問題,如管理學基礎發展不牢固,學科積累不充分、體系不完善,管理學教育質量還有待提高,管理研究方法規範性和學術水平還存在差距,尤其是面對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還沒有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管理理論,對豐富、活躍的中國企業管理實踐還缺乏理論歸納和指導。尤其重要的是,我國管理學還沒有獨立提出來自于中國管理實踐,但又能有國際影響、被國際管理學界所接受、對指導管理實踐具有一定普遍意義的管理理論。
從曆史經驗看,一個大國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過程,必然是以自己企業管理創新與發展為基礎的。日本在二戰以後推進了快速工業化進程,在20世紀70、80年代跨入發達國家行列。日本管理方式的形成以及一系列管理研究成果被世界管理學界認可,正是以戰後日本快速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為背景的。
中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後半階段,研究中國工業化進程中企業管理創新與發展,從國際視角分析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經驗背後的管理内涵,是未來中國管理學發展必須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中國管理學經過“探索奠基”、“恢複轉型”、“完善提高”三個階段,未來要進入一個“創新發展”的新階段。新階段的核心任務是形成中國管理學科學的管理理論模式和完善的學科體系。
未來中國管理學發展應正确處理好管理研究方法的規範性與創新性、管理學科發展的科學性和藝術性、管理研究問題的國際化與本土化、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這四方面關系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正确處理管理研究的規範性與創新性的關系,推進自主創新思維與科學研究規範相結合。我國管理學研究必須強調科學研究規範,突出科學方法特色,這是一門學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國管理學走向國際的必然要求。但這并不意味着僅追求科學的形式、用大量的數學語言和實證研究的形式“包裝”沒有新意的研究觀點,創新性才是管理研究的最核心要求。當前,中國管理學論文的整體質量還不高,存在兩方面的突出問題:一方面,管理理論的框架停留在描述性和啟發性的層面上,缺乏規範性的特性;另一方面,許多實證性研究全然不考慮特定的社會制度、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态,一味照搬西方管理學的形式和方法,研究成果不具有實踐意義。在中國管理學未來的發展中,既要立足區域特征和制度特點,也要輔以嚴謹的方法論支撐和大規模的經驗研究,使中國管理學研究既在國際上受到認可,又具有強有力的解釋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二,在學科發展上要正确處理管理學的科學性與藝術性的關系,形成既符合科學邏輯、又注重實踐應用的完善的學科體系。管理學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這不僅要求管理學科發展按照科學的邏輯積累管理學知識,同時也要求管理學學科體系有利于管理知識指導實踐、有利于轉化為現實的管理生産力。因此,我國建立自己的管理學科體系時,不僅要有自己的學科理論、科學方法和系統的知識體系,而且還要有利于管理知識的傳授和交流,有利于應用指導管理實踐。其中,管理學的案例庫建設和案例教學十分重要。
第三,在研究選題上,要正确處理國際化管理問題與本土化管理問題的關系,重點關注既具有我國現實意義又具有國際學術前沿性的重大課題。一方面,我國管理學研究要關注國際學術前沿,追随國外管理研究潮流和國際研究熱點;另一方面,中國管理學還要更注重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關注我國本土化的重大管理問題的研究,分析我國管理科學化進程的規律,對中國企業管理實踐和創新進行科學總結,積極探索,從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科學理論和學科體系。
第四,在研究内容上,要正确處理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的關系,注重從管理實踐中歸納管理理論、同時緻力于應用管理科學理論指導管理實踐。管理學是一門學以緻用的科學,管理學研究必須注重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的結合。進行管理研究,一方面要注重系統研究我國管理實踐,提煉出相應的管理理論;另一方面要注重研究管理理論如何應用于管理實踐。中國企業已創造了大量的管理經驗,進行了大量的管理創新實踐,這對于提升我國企業管理現代化、科學化水平發揮了巨大作用,但這些管理經驗和管理創新實踐還有待理論提升,我國還沒有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這需要管理理論界與管理實踐者密切配合。當前,我國管理理論研究者和管理實踐者還缺少一個密切合作的有效平台,高校和研究機構與企業界合作的途徑還較少,而且缺少制度化。另外,被認為以推進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結合為職業的本土管理咨詢業的發展還相對滞後。(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經濟學60年的主線演變和發展階段
新中國60年是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60年,也是中國經濟學蓬勃發展的60年。回顧60年來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曆程,概括中國經濟學60年發展的主線及探索主線演變的軌迹,梳理60年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階段,對于總結60年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經驗,促進中國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經濟學60年主線的演變
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有自己的邏輯體系,在其邏輯體系中又都有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學科主線是貫穿一個學科始終,并把學科的概念、範疇串起來的紅線,也是本學科理論體系圍繞的核心。我認為,新中國經濟學60年就是圍繞經濟體制的建立、改革及完善這條主線來展開的。具體說,就是經濟學界圍繞兩種體制的建立及其過渡進行研究,即圍繞由計劃經濟主線(體制)向市場經濟主線(體制)的演變進行研究的。計劃經濟主線向市場經濟主線演變主要集中在經濟形式(體制)、所有制結構、分配方式、調節方式(包括計劃與市場關系、政府與企業關系)等四個方面。
從主線的演變看,中國經濟學界先是圍繞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與調整這一主線進行研究,後是圍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一主線進行研究,最後圍繞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這一主線進行研究。
前29年經濟學的發展是圍繞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與調整這一主線展開的。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理論界主要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探索如何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為全面建立計劃經濟體制提供理論指導。圍繞這一主線,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在經濟形式(體制)方面,研究如何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轉變為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以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并以此為基礎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經濟學界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國民經濟恢複時期“沒收官僚資本,改造民族資本”以及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一化三改”等重大問題進行研究,促進了新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向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轉化、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的轉化,從而促進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
第二,在所有制結構方面,經濟學界以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的經典著作及其理論為指導,探讨生産資料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關系以及由多種經濟形式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形式,并由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轉變為單一的公有制結構(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這一時期,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研究主要是從經典作家的論述出發,研究目标是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
第三,在分配方式方面,主要探讨了社會主義條件下按勞分配規律及其存在的客觀必然性、如何看待按勞分配的性質、按勞分配的實現等問題。
第四,在經濟調節方式方面,主要研究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及其運行機制。其中,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形成的主要觀點是政府計劃控制一切,排斥市場調節;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方面,形成的主要觀點是國營企業生産資料的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都屬于國家,企業服從國家的計劃調節。
1978年-1992年是改革開放初期階段,也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體制并存的階段。這一階段中國經濟學圍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一主線進行研究,主要讨論計劃經濟弊端及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存在的合理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特征及運行規律。圍繞該主線,中國經濟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問題:
第一,在經濟形式(體制)方面,揭示了計劃經濟存在的弊端,即“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忽視商品生産、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義嚴重”,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
第二,在所有制結構方面,圍繞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結構,研究了所有制改革的标準、公有制實現的形式、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等問題。
第三,在分配方式方面,圍繞“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研究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的特征、實現形式等問題。
第四,在經濟調節問題上,探索由計劃調節向市場調節的過渡方式。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探索了市場調節在計劃經濟體制中的作用,分析了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結合,進一步探讨了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具體方式,提出了要按照發展商品經濟和促進社會化大生産的要求,自覺運用經濟規律,打破行政框框的束縛,把高度集中的國家決策體系改為以國家為主的國家、經濟單位和勞動者個人相結合的決策體系。在國家和企業的關系上,提出了國家對企業的調節要由直接幹預轉變為間接調控,提出了“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三位一體的調節方式。
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至此,中國進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這一階段中國經濟學界圍繞如何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這一主線研究了以下問題:
第一,在經濟形式方面,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資源的有效配置方式,發展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調節成為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方式。
第二,在所有制結構方面,主要探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的關系。在這一時期,學者們提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特征,保持公有制對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共同富裕、完善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控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可以實現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的兼容,探讨了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和非公有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第三,在分配方式方面,研究了按勞分配與按生産要素分配的結合,主要研究了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内涵、按生産要素分配與勞動價值論的關系、按生産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關于按勞分配與按要素貢獻分配相結合的理論依據和現實基礎等。
第四,在經濟調節方面,主要研究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對宏觀調控的方式、政策等進行了研究。專家學者全面研究了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提出了政府幹預的基本原則是完善市場,而不能扭曲或削弱市場,為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正确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
總體來看,新中國60年經濟學主線的演變,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主線的演變。計劃經濟體制主線向市場經濟體制主線的演變是圍繞經濟形式(體制)、所有制結構、分配方式、調節方式等四個方面不斷變化的過程。
中國經濟學60年發展的階段
中國經濟學60年的發展與中國經濟建設實踐是一脈相承的,新中國經濟學60年的發展圍繞着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一主線進行研究。大體經曆了兩個階段:一是前29年(1949年-1977年)中國經濟學以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與調整為主線;二是改革開放31年(1978年至今)中國經濟學以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完善為主線。
前29年中國經濟學圍繞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與調整這一主線進行研究,大體劃分為三個階段:
1、為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提供物質條件階段的經濟學研究(1949年-1952年)。這一時期我國在全國範圍内實行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市場在經濟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這一時期經濟學的研究圍繞土地改革、沒收官僚資本、保護民族工業等為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提供物質條件的主線進行研究;圍繞當時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經濟問題,研究了财政政策、就業、金融體系建設、城鄉關系問題、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等問題,形成了一批成果。例如毛澤東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圍繞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經濟建設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有深遠意義的觀點和理論。同時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如馬寅初、薛暮橋、楊波、王學文、陶大墉、千家駒、許滌新、孫曉村、吳江等,對當時國家的财政經濟政策進行研究形成一批重大成果。
2、為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提供制度條件的經濟學研究(“一化三改”理論,1953年-1957年)。這一時期,在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複和發展的基礎上,經濟學圍繞通過對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為計劃經濟的建立提供制度條件的主線進行研究。突出的成果是毛澤東主席基于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一系列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形成了“一化三改”、“一體兩翼”的理論。“一化”就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同時這也是主體,即“一體”,“三改”即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也是“兩翼”,農業為一翼,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為一翼。這一理論的提出,為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理論界空前活躍,不同思想、不同理論、不同觀點的争論此起彼伏,形成了百家争鳴的景象。
3、計劃經濟體制實施階段(包括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與調整)的理論(1958年-1977年)。從1958年開始,我們在經濟上步入了計劃經濟階段,逐步建立了“一大二公三純”的公有制結構和國家計劃統一調控經濟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幾乎完全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在這一時期,經濟學圍繞計劃經濟體制的發展與完善這一主線進行研究,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框内,研究如何完善計劃經濟,如何解決經濟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這一時期也提出了一些科學理論,甚至對計劃經濟的弊端也有認識,但總體上出現了許多失誤。尤其是進入20世紀50年代後期,伴随着“以階級鬥争為綱”這一指導思想的确立,經濟理論研究受到了極大影響,活躍局面逐漸消失,學術研究的政治色彩不斷加強,并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了極端。
改革開放31年來,中國經濟走過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道路,經濟學也圍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以及建立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這一主線進行研究。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學研究經曆了以下階段:
1、在計劃經濟體制内部引入市場機制階段的理論(1978年-1984年)。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标志,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理論界将其稱作市場取向改革。在這一階段經濟學界主要圍繞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關系以及如何在計劃經濟體制内引進市場調節等問題展開讨論。通過讨論,經濟學界在社會主義必須發展商品經濟、自覺利用價值規律的作用等方面基本統一了認識。在如何在計劃經濟内部引進市場機制的研究方面,經濟學界結合農村改革實踐研究了農業生産組織模式的轉變,從理論上論證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結合國企改革提出了國有企業“放權讓利”、“撥改貸”、“利改稅”等改革思路。
2、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階段的理論(1985年-1991年)。這一時期,經濟學界圍繞體制轉型主線形成了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在所有制理論方面,提出了從過去的單一公有制經濟結構逐漸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理論;在生産經營管理體制方面,提出了進一步完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思路和國有企業承包制、租賃制、股份制等理論;在流通體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多種經濟成分、多種經營方式、多條流通渠道、少環節、開放式的有計劃的商品流通體制理論;在價格體制改革方面,提出了逐步建立少數重要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家管理,其它大量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市場調節的理論;在分配體制改革理論方面,提出了“合同工資”、“效益工資”等一系列新觀點,開創了分配形式多樣化的局面,如結構工資制、崗位工資制、浮動工資制等;在投資體制改革方面,提出由單一到多元投資體制的改革理論,主要表現為投資來源多元化、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方式多樣化、投資建設市場化等;在财政體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各地包幹、“分竈吃飯”,不斷擴大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權限的理論;在對外開放方面,提出了由相對封閉的國民經濟系統轉變為一個開放系統,不斷擴大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程度的漸進式開放理論。
3、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的理論(1992年-2002年)。這一時期,在理論上确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标。至此,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思想中擺脫出來,市場經濟開始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目标。這一時期,經濟學界圍繞微觀體制改革,研究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先後提出了“抓大放小”、“資産重組”、“下崗分流”、“再就業工程”、“三改一加強”、“國有經濟戰略布局調整”以及建立健全國有資産監管機制等觀點;在中觀體制改革方面,經濟學界系統地對财政、稅收、外彙、金融、投資、外貿以及流通體制等綜合配套體系進行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如提出了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财政體制理論、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流轉稅體系理論、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彙率制度理論等;在宏觀體制改革方面,經濟學界研究所有制問題、收入分配問題以及市場流通和社會保障為主的宏觀體制改革問題。
4、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的理論(2003年-)。這一時期,經濟學界研究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性。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對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進行了全面部署。同時圍繞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等問題形成了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提出了“五個統籌”、“構建和諧社會”、“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一系列新的理論,大大促進了改革實踐的進行。這一時期,經濟學界圍繞市場經濟體制完善這一主線,對以下問題展開積極研究: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建設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法律制度;健全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等等。
新中國60年來的經濟發展和經驗評析 |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曆了60年的歲月。這是不平凡的60年,既經曆了前30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又經曆了後30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其間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容否定,成功的曆史經驗值得總結。
新中國成立後前30年發展成就與經驗評析
需要正确認識和對待前3 0年和後30年的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系。應當肯定,前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後30年的發展奠定了政治和經濟的基礎。盡管改革開放前在理論和實踐中犯過“左”的錯誤,對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造成了損失,但不容否定這一時期各方面的巨大成就: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即消滅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和壓迫,永遠結束了近代中國長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統一的、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窮苦農民翻身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工人與貧苦農民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空前提高,煥發出生産勞動的巨大積極性與創造性,起到了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的作用。
在前30年中,我國的經濟和各方面的事業獲得舊中國無法比拟的快速發展。1949年,我國的鋼産量不過15.8萬噸,生鐵25萬噸,原油12萬噸,水泥66萬噸。在國民生産總值中,工業僅占12.6%,農業和手工業占絕大部分比重。我們造不出一輛汽車、拖拉機,更造不出一輛坦克和飛機。我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在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封鎖的國際環境下,主要靠自力更生和部分靠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我國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産條件獲得了發展與改善,大規模興修水利設施,發展農業機械,增加農村用電和化肥農藥,改進耕作制度與方法,使農業生産獲得了顯著發展。從糧棉産量來看,1978年比1949年分别增長1.7倍和3.9倍。我國的工業獲得更快的發展,建立了許多新的工業部門,如汽車、拖拉機工業等。其它工業如鋼鐵、電力、石油、煤炭、化工、機械、輕紡等的産量大幅增加。全國工業企業達到35萬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固定資産達3200億元,相當于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固定資産的25倍。1952-1978年,工業發展年均增長11.2%,國内生産總值年均增長6.1%,處于世界經濟增長的前列。
我國的科技事業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原子彈、氫彈、導彈試驗成功,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和回收以及牛胰島素的人工合成也獲得成功。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前30年中,我國在理論和實踐中出現過“左”的錯誤。大躍進、刮共産風、追求“一大二公”的單一公有制、搞人民公社化、文革十年“四人幫”的破壞,給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很大損失。從統計資料看,以1952年的國民收入為100,1959年為202.1,而1968年反降為200.4。因為“大躍進”後的調整期即1960-1962年和“文革”中的1967-1968年,共五年的經濟增長為幅度較大的負數。如果沒有這種失誤,我國的經濟年均增長率可達8%以上,經濟總量可以增加一倍。同時也可看到,由于我國生産力特别是農村生産力十分落後,再加上後來搞“左”的一套,延緩了生産力的發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全國特别在農村,在改革開放前夕還存在大量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
另外,改革開放前僵化的經濟體制使企業缺少活力,不利于生産力的發展。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應一分為二地看待。它在新中國建立後的前期階段,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生産力的發展起過積極的作用,完全否定它不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态度。但随着社會經濟的發展,指令性計劃經濟的弊端主要是對企業統得過死、企業沒有自主權和自主錢,因而缺少活力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這種弊端的體制性原因就是陳雲同志1979年所指出的: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而沒有市場調節這一條。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與前述經濟工作中的失誤是不同的問題。
需要正确看待兩個方面的關系。一個方面是前30年中成就與失誤的關系。既不應通過突出和放大失誤的消極後果否定前30年的重大成就,甚至将前30年妖魔化;也不應隻強調成就而諱言失誤,看不到或不願看到失誤所造成的嚴重消極後果和經濟政治的損失。另一個方面是前30年和後30年的關系。要看到前30年的發展為後30年的成就奠定了政治和經濟的基礎:獨立自主高度統一的新中國的存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比較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的建立、公有制經濟特别是國有企業的發展壯大,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國有企業為我國的改革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付出了巨大成本。國有企業在前30年的發展中,利潤率是相當高的,而利潤和折舊費卻全部上交,它為國家建成的基礎設施和社會公用事業設施,也被改革以來新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所使用。國有企業還承擔了過多的社會職能,不同的稅負也使國企負擔畸重。改革開放以來,國企的絕對數大幅下降,大量國有資産合法或非法地流入私人手中,這也是國有經濟為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付出的成本。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構建與發展是以前30年建立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制度為基礎的。同樣,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的存在和發展,是以改革前建立和發展的公有制經濟特别是國有經濟為基礎的。
改革開放30年和新中國60年來的發展評析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舉世矚目的,被認為是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史上的奇迹。1978年-2008年,我國國内生産總值由3645.2億元增加到300670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14倍,年均增長9.8%,是同期世界平均經濟增長率的3倍多。人均GDP從1978 年的381 元增加到2008 年的22698 元,近3300美元。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5781元,實際增長6.5倍;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761元,實際增長6.3倍,農村溫飽不足的貧困人口由2.5億人減少到1479萬人左右(按人均年收入低于286元标準計算),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由210.6億元(人均20元左右)增加到21788.5億元,外貿進出口總額由208億美元增加到25616億美元。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由0.8%增長到7.9%,由占世界第29位上升到第3位,僅次于美國和德國。外彙儲備由1.7億美元增加到19460億美元,今年上半年已達到21000億美元以上。我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3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預計近年内可以超過日本,居世界第2位。财政收入由1132億元增加到6萬億元以上。韓國在今年8月14日公布的對20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評價中,美國得分為69.15分,居第一位,中國為54.73分,居第二位。以下分别為日、德、法等國。
随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财富的增長,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由貨币追求商品變為商品追求貨币,社會主義“短缺經濟”論消失了。人們所追求的商品檔次在不斷提高,由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到電話、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空調器,再到不斷更新的電腦、汽車、住房、别墅等,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經濟實踐和生活實際表明:一方面,新中國建立後的近30年發展為後30年的發展奠定了政治和經濟的基礎;另一方面,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成就又遠遠超過前30年,得益于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總計新中國60年的發展成就,就會顯得更加突出。因為新中國建立初期的經濟基數很薄弱,而60年的發展又很迅速。經過三年恢複時期的1952年,5億多人口的中國,國内生産總值隻有679億元,2008年超過了30萬億元,年均增長8.1%,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52年增加77倍。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份額不足1%,2008年上升為8.4%。60年來,我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從不到100元,增加到15781元;農村人均純收入由44元增加到4761元。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2008年與1952年相比,由8.6億元(人均1.6元)增加到近21.8萬億元(人均16407元)。進出口貿易總額,1950年隻有11億多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超過2.5萬億美元,增長2266倍。與1949年相比,2008年我國能源産量增長108.5倍;原煤由0.32億噸增長到近28億噸,增長86倍以上。發電量增長805倍;公路裡程增長45倍以上(達370萬公裡);高速公路從無到有,超過6萬公裡;鐵路營業裡程由1949年的2.2萬公裡增加到8萬公裡以上,增長近3倍。
從農業生産的發展看,2008年與1949年相比,糧食産量增長3.7倍,達到52871噸,人均産量增長91%;棉花産量增長15.9倍,達到749萬噸,人均産量增長5.9倍。
從與民生相關的輕工業的發展看,60年來我國的紗産量由32.7萬噸增加到2149萬噸,增長64.7倍;布由18.9億米增加到710億米,增長36.6倍。
目前,我國許多工農業産品已居世界第一位。居第一位的主要工業品中,有鋼(解放初期居26位)、煤、水泥、化肥、棉布等。發電量由原居第25位上升到第2位,原油産量由原居第27位上升到第5位。已居第一位的主要農業品有:谷物、肉類、棉花、花生、油菜籽、茶葉、水果等。
我國的産業結構已逐步改善。從1952年到2008年,第一産業由51%下降到11.3%;第二産業由20.8%上升到48.6%,第三産業由28.2%上升為40.1%。這既反映了産品結構的優化,也反映了居民消費結構的改善。
60年來,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變化還反映在恩格爾系數的變化上。新中國建立初期,城鎮居民用于吃穿的開支占全部生活費開支的比率即恩格爾系數為80%,農村居民高達90%以上,2008年分别降到37.9%和43.7%。新中國60年的發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了由貧困到總體小康水平的曆史性跨越,正向實現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邁進。
60年的發展證明,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和發展中國,隻有改革開放才能夠更好更快地發展中國。60年的輝煌發展,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不斷克服“左”的和右的錯誤取得的;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實現的;是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獲得的。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就,又是在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在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制度創新、體制創新、管理創新、科技創新中取得的。
幾點認識
盡管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還應清醒地認識到,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差距還很大。我國的GDP總量隻相當于美國的27.2%,如按人均GDP計算差距就更為懸殊,還不到日本、歐美等國家的十分之一。應客觀地看到這種差距,并團結和調動全國人民繼續奮發圖強,不斷縮小并最後消除差距。
還應看到,我國的經濟發展付出了環境和生态的重大代價,付出了能源資源過多消耗的代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産出、低質量、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還沒有根本轉變。亟需由粗放型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
改革30年來,既有成功的經驗,這是主要的;也有值得反思的缺失。例如:出現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出現老百姓“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的三難問題;出現官商勾結損害國家和群衆利益的現象等。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努力解決這些問題,這将是一個難點很多的複雜過程。
新中國60年來的巨大成就,使我國實現跻身于世界強國之林的距離大為縮短。今後,我國經濟即使年均增長8-9%,預計到本世紀30年代末,就可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我國在經濟上趕上或超過中等發達國家并進一步趕上發達國家,需要重視處理好幾方面的問題。首先,應通過科學改革,把公有制特别是國有經濟真正搞好搞活,這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既要重視生産力的發展,又要重視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與完善。要重視發揮改革的雙重作用,使之既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又成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與發展的手段。尤其需要重視公有制特别是國有經濟的完善與發展。其次,要通過科學發展,轉變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使改革與發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廣大人民群衆,扭轉前一時期“重資輕勞”的傾向。再次,應加強對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認識。判斷改革、發展和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既要堅持生産力标準,也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标準即道義标準。鄧小平所講的社會主義本質中,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是生産力标準;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價值标準。鄧小平所講的三個“是否有利于”的标準也是生産力标準與價值标準的統一。不能隻重生産力标準而忽視價值标準,也不能隻重視效率而忽視公平。隻有堅持兩個标準的統一,才有利于緩解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諸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