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構建中國話語權的幾點思考

發布者:系統管理員發布時間:2012-05-02 08:20:00浏覽次數:5

    當今西方價值觀與世界文明多樣性之間的矛盾對立,主要表現為話語權的競争與更替,其中人權是首當其沖的話題。中國如何表達自己的人權觀,如何從戰略制高點上争取話語主動權,打破長期以來中國在國際人權領域中的“被告”地位,如何使中國理念凝聚成有感召力的時代話語,值得思考。

 

    在比較中突出中國人權觀優勢

 

  在當代國際社會中,話語權具有影響社會發展方向的作用,話語權掌握在誰手裡,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社會輿論的走向。在西方主導的國際話語體系中,其人權、民主等觀念被當做是國際法的基石和是非判斷的标尺。幾百年來,西方以“自由之神”自居,認為個人的權利和利益高于一切,不容侵犯,當他人利益、集體利益或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不一緻時,仍要尊重和維護個人利益,這一理念是西方人權觀的本質所在。

 

  為推翻封建制度,新生資産階級以民主和人權為武器,為自己争得了個人自由和民主的權利。同封建專制相比,争取人權,崇尚民主,無疑是一種曆史的進步。然而,西方國家在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把人權作為重要的政治手段加以運用,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培植反政府勢力,脅迫這些國家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态和價值觀念,從而達到控制和支配這些國家的目的。西方國家推行其人權觀的結果是,人權不僅沒有得到促進,正常的國際秩序和世界和平卻遭到了破壞,人權遭到了更加嚴重的踐踏。縱觀國際關系深刻變化中的諸多亂局,我們可以看出人權與主權的沖突始終貫穿其中,從上個世紀末的科索沃戰争到當今的中東北非變局,美國等西方國家把自己裝扮成“自由之神”和“人權衛道士”,将那些與其價值信仰不同的國家視為“異端”,以“人權高于主權”為借口推行“新幹涉主義”,不惜動用武力,鏟除異端,最終導緻這些國家陷入戰火,無辜平民遭受戰亂禍害。

 

  享有充分的人權是人類社會長期追求的崇高理想,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中國的人權事業取得了曆史性的進步和舉世矚目的成就。當今,中國人權的發展已經進入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曆史最好時期,并将保持持續不斷的良好發展勢頭。中國既尊重人權普遍性原則,又從基本國情出發,走本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中國特色人權觀與西方人權觀不同點在于,人權不僅僅是個人權利,還包括集體人權;人權既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也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應把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放在首位;推進人權的核心要義是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由此可見,導緻中國人權觀與西方人權觀之間差别的原因在于意識形态和價值觀的不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奉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總是一定社會中的人,是處在一定曆史階段和社會關系中的人,不是孤立的個體。資産階級人權觀立足于生命個體和個人價值,并把個人與社會分裂開來,将個人價值絕對化,抽象、泛泛地談人的權利。西方人權觀是資産階級奉行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态的集中反映。社會主義中國不僅尊重人權,而且重視如何保障和實現人權。從這一差異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權觀在内涵深度與廣度上更優于西方人權觀,更能經受住曆史和實踐的檢驗。隻有從理論上講清楚中國人權觀中的價值理念,才能澄清人們對西方人權觀的迷茫認識,才能真正掌握人權話語主動權,反之,隻破不立,不說清自己,就不會有話語權。

 

  在人權與主權統一中

 

  推動話語體系轉換

 

  人權與主權是國際法中的兩個基本概念,也是當今争論較大的理論是非問題。西方國家有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國家主權已經成為在世界範圍内實現人權的一個障礙,為了促進和保護人權,必須限制和取消主權。為此,有人主張把各國政府撇在一邊,由“世界議會”通過立法,由“世界政府”保護人權。這是一種将人權與主權對立起來的觀點。基于這種觀點,有些國家的決策者往往在“保護人權”的名義下,對他們認為侵犯人權的國家任意地進行幹涉,甚至采取制裁或武裝入侵行動,而根本不顧對方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前國務卿克裡斯托弗說過,在建立世界新秩序時,不談人權注定是要失敗的,人權問題将是美國對外政策關心的主要問題,“我們的新外交将鼓勵在使我們的世界發生變化的全球民主革命。”諾貝爾和平獎評選委員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最近發表文章,重複人權高于主權的論調,認為“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權标準淩駕于民族國家之上,世界共同體有責任确保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權标準得到尊重”。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不符合當代國際關系的現實,實際上僅僅反映了西方國家以人權為借口,繼續支配和控制世界的欲望。西方推行其人權的結果是,人權不僅沒有得到促進,正常的國際秩序和世界和平卻遭到了破壞,人權遭到了更加嚴重的踐踏。

 

  在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社會的那個時代,西方國家不承認中國的主權,卻在中國領土上竭力維護自己殖民侵略的“主權”,甚至為了這一“主權”,彼此不惜大動幹戈。今天,中國人民好不容易取得獨立和主權以後,西方一些人卻“教導”中國,主權過時了,沒有意義了,應該放棄主權國家的權力,以适應全球一體化。美西方等國家推行“價值觀外交”、高喊人權高于主權的實質,是要那些被他們認為缺乏人權的國家放棄國家主權,任由其一統世界。他們的目的不是促進和改善中國人權,而是将人權問題與中國國内問題挂鈎,以人權為突破口,攻擊中國政治制度,破壞中國社會穩定。人權隻是他們敲打中國的一個現成工具。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大踏步走向世界,但走出國門後卻遇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矛盾和沖突,中國明顯地進入到一個與外界摩擦增多、與世界加深磨合的新的成長期。中國是奉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國家,需要與國際接軌,但中國又是以不完全市場經濟的身份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除了意識形态與資本主義國家有差異外,國内許多人會以本國習慣和本地傳統來理解國際規範和标準,中國特色明顯。這一矛盾導緻中國經常會與西方國家發生觀點及立場上的分歧,其中人權上的分歧首當其沖。由于西方國家仍是當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主導者,經濟、科技、人才等綜合國力占強,從長遠和整體利益出發,中國不可能同西方處處“對着幹”。既然找不到超越人權觀等意識形态分歧的捷徑,又不能“硬碰硬”,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加強中國軟實力建設,做好話語權的轉換工作,處理好走出去、積極參與全球化與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及經濟利益之間的矛盾,尋求國家主權和現實利益的平衡。

 

  借力全球治理搶占話語權先機

 

  全球治理是一種主體多元的政治合作體系,其目的是通過制定和實施全球及國家間的原則、規範、計劃和政策,來實現共同的目标和解決共同的問題。以金磚國家為主的新興大國崛起和二十國集團出現後,美國“一超獨霸”的地位開始下降,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一起設定有關議程,全球治理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呼籲加強全球經濟治理,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西方國家為擺脫危機,減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的負擔,以“責任共擔”為借口,遊說中國參加更多國際組織,聲稱“全球治理”離不開中國的參與,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但西方又希望通過國際制度來“治理中國”,嚴防中國對國際組織的規則制定和執行産生影響,阻止中國可能改變西方為主導的世界領導地位。對此,我們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既要看到西方國家借此減輕壓力及轉嫁危機的目的,也要看到在全球治理中,中國發揮大國作用,承擔一定的責任,有助于自己話語權的建立。

 

  中國既是“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大國俱樂部中的一員”,既要優先考慮當前的現實利益,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又需承擔大國的國際責任,适當滿足國際社會對中國越來越多的期待。中國在世界上的雙重角色,導緻中國話語權上面臨兩難選擇,“過”容易樹大招風,“不及”會在話語權上占下風,要把握好度。在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凡是發生貿易和其他争端時,西方總是有“理”。比如同是限制出口,中國限制稀土出口就不對,西方限制對華高科技出口就是對的,對和不對的标準,都由西方說了算。這裡的“理”就是話語權。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有“理”。基于有效履行大國責任和維護國家利益拓展的雙重考量,中國應正确認識和處理發展中的大國與國際責任之間的矛盾,善用中國責任,将其轉化為中國擴大國際話語權的重要籌碼。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雖然任重道遠,但參與其中,有助于推進中國話語體系轉換,有利于中國因素在國際各體系中發揮影響,搶占話語權先機。

 

  以中國理念為基礎

 

  構建中國話語權

 

  當今時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全球化,各種理念碰撞、利益磨合及制度之争等都程度不同地與全球化因素關聯交集。全球化既改變了西方與非西方泾渭分明之界線,也動搖了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西方中心”之信仰。為應對全球化挑戰,許多國家搶抓先機,加緊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話語體系的建構與重塑,頻頻推出新理念和新舉措,目标都指向搶占國際話語權高地。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建黨90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理論創新每前進一步,理論武裝就跟進一步。”要建立中國話語權和重塑國際話語體系,需要我們進行理論創新,要有理論武裝。具體而言,就是要深入總結中國人權發展進步的成功經驗,積極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的關切,使中國人權發展道路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理解和認同,從而營造客觀友善的國際輿論環境,抵禦西方敵對勢力的思想滲透,維護中國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态安全。同時,還需要不斷提升中國軟實力,通過各種渠道來提升中國的政治影響力、經濟競争力、執政黨形象親和力和道義感召力,目的是建立一個源起中國、影響世界的中國話語權體系。為此要實現下面三個轉化:

 

  一是把中國取得的各方面成就轉化為中國長期的影響力和優勢地位。話語權是一種影響力,首先源自于國家的綜合實力。英國劍橋大學學者斯蒂芬·哈爾珀說,中國崛起的方式以及速度之快,多數人始料未及。這對本地區、西方以及西方的觀念産生了深遠影響。中國的發展令世界震驚,外國人在關注中國快速崛起的同時,特别關注中國說什麼,将以什麼方式對國際話語體系産生影響。所以,在建立中國話語權和重塑國際話語體系中,要抓住當前外國特别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稱羨中國改革開放成就和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機會,用外國人聽得懂、聽得進的語言,大力介紹和宣傳中國在經濟社會文化建設所取得的巨大變化,特别是中國在民主、法制和人權領域中的成就,同時對自己的不足也要有合理的解釋,對中國要有正确客觀的評價。讓外國人認識到,隻有始終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将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正确處理改革、發展、穩定與人權保障的關系,切實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放在保障人權的首要位置,堅持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保障與公民政治權利保障的平衡協調發展,才能全面有效地促進人權事業健康發展。要把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成果及時上升到理論高度,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人權理論。把中國先進的治國理政經驗和人權、民主、法制建設的實踐經驗上升為中國話語權,還有一個普遍接受和廣泛認同度問題,不能關起門來自說自話。特别注意解決好國内國際兩套話語體系兼容的問題、中國特色與國際通用語言的問題、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問題。

 

  二是把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轉化為中國的軟實力。中國的形象古老而文明,中華幾千年文明史中有許多理念至今仍閃爍着智慧的光芒。中國儒家學說講德治,重禮儀教化、文明進步及和諧有道,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充滿了中國智慧,流傳至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具體做法雖不具有普适性,但其背後的理念,如“改革開放”、“科學發展”、“包容發展”、“和諧世界”等理念容易被人認同。在中國命運日益同世界命運緊密聯系的今天,弘揚傳統文化中精、氣、神,總結和概括出合乎當今世界潮流的價值理念,不失為提升中國軟實力,建立中國話語權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是把中國建設和諧世界的理念轉化為對外交往的具體政策主張,以争取更多的國際理解與認同。在當今世界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國際舞台上意識形态、價值觀念和發展模式的鬥争不僅沒有減弱,而且日益突出。世界格局多極化并非隻意味着新興大國的力量提升,更意味着新興大國的發展路徑多樣化。沒有發展路徑的多樣化,也不可能出現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成為當今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發展中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其發展道路和模式越來越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青睐。在建立中國話語體系中,應善用中國因素,特别是要善用中國理念,努力将其轉化為中國國際形象創新的着眼點和重要工具。要在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宣傳和諧世界理念,不斷推進構建和諧世界進程中,鮮明地提出反映時代前進方向的新的世界觀和國際治理理念,并将其凝聚為有感召力的時代話語,用以提升中國軟實力,重塑中國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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